（导语）当模型规模从百亿参数走向万亿参数，全球数据中心都在疯狂加电，但仍然供不应求。此时，一个被忽视多年的方向突然爆火：天基算力。这不是技术幻想，而是产业竞争的新起点。12月12日，长征十二号火箭划破天际，如期升空。1月17日，SpaceX猎鹰9号火箭将NROL－105送入轨道，完成第600次猎鹰系列发射任务。商业航天已经从机械重复发射导弹的1．0时代，正式进入“太空基建”为主的2．0时代。

长十二火箭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16组卫星

12月12日，长征十二号火箭划破天际，如期升空。这个直径3．8米、高62米的“大块头”，起飞质量约430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2吨。它所用的发动机与未来登月火箭同款，推力可精细调节——而这，只是中国航天密集发射图景中的一帧。临近年底，中国火箭频频出征，背后是一场关乎未来的战略布局。

当地面算力在AI狂潮中逐渐逼近极限，天基算力正悄然成为破局的关键。AI并没有压垮算力，反而像第一根火柴，点燃了太空计算时代的导火索。从百亿到万亿参数，全球数据中心陷入“电力饥渴”，却仍供不应求。此时，曾被长期忽视的太空，重新进入视野——在距地700至800公里的轨道上，卫星能获得近乎无限的太阳能供应、接近零成本的太空冷却环境，以及跨大洲的低延迟覆盖。这些特质，恰好与下一代算力的需求完美契合。

天基算力一旦规模化，地球将首次拥有“无限电力＋近零冷却”的太空数据中心。这并非科幻场景，而是全球产业竞争的新起跑线。商业航天，已不再只是机械重复的火箭发射1．0时代，它正式迈入了以“太空基建”为核心的2．0阶段——一场太空版的信息产业革命，正从近地轨道悄然启程。长征十二号的每一次点火，不仅送卫星入轨，也在为这场革命铺设第一级阶梯。

商业航天2．0时代的“频率之战”

商业航天产业链分为上游制造、中游发射、下游应用与运营，商业航天时代来临之前，上游制造成本高、中游发射频次低极大限制了行业发展。商业航天的演进，是一场深刻的产业链重构。当前的火箭发射节奏，已难以匹配商业航天2．0时代海量卫星组网的迫切心跳。这场变革的核心，是一场从“国家项目”到“市场产业”，再到“工业化革命”的深刻跃迁。

在1．0时代，核心是将火箭从国家体系推向市场，实现主体与技术的商业化。而迈进2．0时代，本质是一场“工业化革命”——目标是将卫星从造价数十亿美元的“定制奢侈品”，变为可规模化生产的“太空智能终端”。

2023年中国成功以一支火箭发射41颗卫星创新纪录

这场革命远非单一技术突破，而是商业模式、供应链与系统工程的全面升级。其最显著的成果，是低轨卫星的造价在十年内暴跌超过90％。过去，卫星受制于手工装配、定制元器件；火箭不可复用，导致发射成本高企。在可回收火箭成熟前，“一箭多星”成为降本关键。自中国于1981年首次实现一箭三星，到2023年创造一箭41星的纪录，这项能力不断刷新。其中，长征八号以低于5万元／公斤的低轨发射价格，展现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为卫星“批量上天”奠定了基石。

要赢得全球低轨星座竞争，关键在于制造与发射的“双重工业化”迭代。在制造端，卫星生产正告别手工作坊，走向模块化设计、商用器件（COTS）大量应用、可复制产线的新模式。目前，仅上市公司中国卫星已具备年产240颗小卫星的批产能力。而在发射端，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已投入使用。其双工位设计支持每年16次的高密度发射，目标在2025年实现“月月有发射”。这为满足未来星舰组网需求提供了核心基础设施保障。

更具雄心的蓝图正在展开。配套的卫星超级工厂及星箭产业园已于2024年12月封顶，采用“1＋1＋8”的先进架构。2025年4月，中国商星投资的航天卫星超级工厂（海南）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计划于2025年底建成投产。该项目设计年产能高达1000颗卫星，将彻底改变卫星制造的经济范式。

商业航天2．0的竞争，本质是制造效率与发射频率的赛跑。当卫星如消费电子般从超级工厂下线，当火箭发射如航班般高频次奔赴轨道，一个由成千上万卫星构成的、动态更新的“太空物联网”时代才真正来临。中国通过打造从规模化“造星”到高频率“送星”的完整工业闭环，正全力奔赴这场决定未来的太空产业革命。

太空新战场：在轨算力与三万颗卫星的倒计时赛跑

星链计划只是拉开了序幕，真正的竞争正在向更高维度延伸——算力升空，已成为太空基础设施建设的新焦点。2014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低轨互联网星座计划，即现在熟知的“星链”，其目的是为提升美国导航定位系统的精度和抗干扰能力。

星链计划的最初设想，是在2024年之前完成1．2万颗卫星组成的“星链”网络，用以取代地面上的传统通信设施，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价格低廉、高速且稳定的卫星宽带服务，建设一个全球覆盖、大容量、低时延的天基通信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高速互联网服务。

商业航天迈入2．0时代的全球性加速，直接源于以美国“星链”为代表的低轨星座“圈地运动”。在太空轨道“先占先得”的规则下，一场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战已然爆发。地球低轨道（LEO）预计仅能容纳约6万颗卫星，而星链的终极规划高达4．2万颗。截至2025年7月10日，其已发射9165颗，在轨7968颗，发射数占总规划的22％，在轨数已占LEO总容量的13．3％。这迫使各航天大国不得不全力投身赛道。

截至2025年7月10日，Starlink发射卫星总数9165颗、在轨总数7968颗，发射卫星数占已获批卫星总数47％、卫星总计划22％。若在轨卫星都是低轨卫星，其在轨总数已经占LEO轨道可容纳总量的13．3％。如果第二代卫星星座的29988颗均能获批，那么完整的星链将由41914颗卫星组成，目前发射卫星仅占总规划22％。

面对挑战，中国迅速布局。2016年提出的早期星座计划规模较小，提出“鸿雁”、“虹云”等低轨卫星互联网计划，但卫星数量仅400多颗；而2021年成立的中国星网公司，则推出了庞大的“星网工程”，规划卫星数量高达12992颗，低轨卫星（6080颗轨道高度500－600KM，6912颗高度1145KM），构建庞大的星座系统。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部署时限规定（申报7年内发射首颗卫星，9年内发射星座总数量的10％，12年内完成50％，申报后14年内须100％部署完毕），星网工程面临明确的时间表：需在2029年前发射约1300颗（10％），2032年前完成6500颗（50％），并在2034年完成全部部署。截至2025年10月，星网已发射116颗卫星。此外，上海垣信的G60星座、蓝箭鸿擎科技的鸿鹄－3星座等万颗级计划也在推进，使我国待发射卫星总量超过3万颗。

这场竞赛远不止于通信。日前，工信部已印发通知，组织开展为期两年的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旨在为工业、交通、能源等领域提供数据采集与传输服务，培育新兴产业。更前沿的趋势是“算力升空”——为应对地面AI算力需求的爆炸式增长，国内外多家机构与企业，如北京星辰未来、国星宇航、之江实验室乃至谷歌和SpaceX，均已开始探索将计算中心部署于太空的可行性，以利用其无限太阳能与极低冷却成本的优势。

在此进程中，中国民营航天力量迅速崛起。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4年6月，民营企业共实施34次发射，成功27次。特别是2023年，民营火箭年发射次数达14次，与此前五年的发射总和持平，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然而，严峻的挑战摆在眼前。对比部署进度，美国星链完成率约24％，而中国星网、G60星座的完成率分别仅为1．2％和0．7％。我国现役主力火箭任务繁重，发射排期紧张，进度已显滞后。要如期完成数万颗卫星的组网，并支撑起未来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业界亟需一款大运力、低成本、高可靠的可回收火箭。这已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竞赛，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略博弈。

可回收火箭：决定商业航天2．0胜负的“成本革命”

中国商业航天的当务之急，已明确指向一个核心目标：尽快造出属于自己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这不仅是技术进阶，更是一场关乎星座组网经济性与节奏的“成本革命”。

目前，我国多款可回收火箭已进入密集研制阶段。除12月初回收试验未达预期的“朱雀三号”外，国家队与民营企业正齐头并进：航天科技旗下的长征十二甲、快舟六号，以及民营公司的天龙三号、引力二号、双曲线三号、智神星一号等箭型，多数计划在2025年底实现首飞。它们的成功，将直接决定我国数万颗低轨卫星星座能否经济、高效地部署入轨。

2026年1月17日，SpaceX发布消息称，猎鹰9号火箭从加州4E发射台成功将NROL－105送入轨道，完成第600次猎鹰系列发射任务。可回收火箭的巨大价值，已在SpaceX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可以极大降低星座组网成本，有望助力国内低轨卫星星座组网加速落地。其关键在于极致的复用：猎鹰9号一子级最高复用28次，整流罩复用30次。据马斯克披露，一次复用任务新增成本约1500万美元（其中一子级维修仅25万美元），相较于初始硬件成本约4500万美元，复用使单次发射成本大幅摊薄。

在第15次复用后，其每公斤发射成本可稳定在约1700美元。用于发射单星重800公斤的Starlink V2．0 Mini卫星时，在“一子级和整流罩复用15次”的中观预测下，单星发射成本可降至约77万美元。相较一次性火箭2939美元／公斤的成本，复用技术使Starlink单星发射成本降低超60％。

成本优势直接转化为部署速度。自2019年11月首次使用复用猎鹰9号“一箭60星”后，Starlink年发射量迎来拐点，次年增长约5倍。2018至2024年间，其发星量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16％。

而SpaceX的下一代巨无霸“星舰”，正将这场革命推向新高度。其运力达100至200吨，是猎鹰9号的5至9倍，可一次性搭载125至250颗V2 Mini卫星。SpaceX的远期目标，是实现“星舰一日一发”，彻底满足超大规模星座的部署需求。

面对如此显著的成本与效率优势，中国商业航天要赢得这场低轨空间竞赛，答案已经清晰：必须攻克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这不仅是追赶的路径，更是未来太空产业主导权的关键基石。时间，已然成为最宝贵的资源。

政策东风已至：中国商业航天迎来“专职引擎”与千亿耐心资本

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领域迎来一剂强有力的“制度性推进剂”——国家航天局先后印发《商业航天三年行动计划》并正式设立商业航天司。这一系列举措，从顶层设计到专职监管，为产业的加速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行动计划》描绘了清晰的发展蓝图：到2027年，将基本实现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目标是形成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显著壮大的产业规模与显著增强的创新活力。为实现这一蓝图，文件围绕增强创新动能、高效利用资源、推动产业壮大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2项具体举措。

其中，在资本引导上的表述尤为引人注目。《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引导培育“耐心资本”。这意味着将通过设立国家商业航天发展基金，鼓励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联合成立投资平台，引导资金进行长期、战略性与价值投资，为研发周期长、技术门槛高的航天产业注入稳定的金融活水。

与此同时，商业航天司的设立更具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产业迎来了首个国家级专职监管与服务机构，将系统性推动政策落地、资源统筹与行业治理，预示着整个产业链将从更加规范、高效的发展环境中全面受益。

在政策、技术与市场的三重驱动下，中国商业航天已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据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国内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过600家，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产业群落。

可以预见，在明确的政策路线图与专职机构的护航下，到2027年前后，中国商业航天有望实现质的飞跃，不仅将有力推动数万颗卫星的星座计划从蓝图变为现实，更将在全球“太空基建”的激烈竞争中，牢牢占据至关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