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豪掷20亿美元收购Manus，看似普通的商业交易，却触发了中国监管部门穿透式审查。审查触及数字时代的核心议题，在人才与创意全球流动的背景下，一项颠覆性技术的“血脉”与归属究竟如何划分？这更是一场关于技术主权与规则对等的深度博弈。也折射出中国创新生态必须直面的根本问题：如何营造一个既能孕育顶尖技术，又能让创业者不必在“全球机遇”与“本土困境”间艰难抉择的土壤。

Meta收购人工智能平台Manus的并购正面临一道关键的监管审查。中国商务部1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已明确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互利共赢的跨国经营与国际技术合作，但企业从事对外投资、技术出口、数据出境、跨境并购等活动，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履行法定程序。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对此项收购与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对外投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开展评估调查。

这笔交易的战略性，源于Manus所代表的能力跃迁，其核心价值不在于算法理论的突破，而在于实现了从“对话”到“执行”的工程闭环。它不是另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能整合分散AI能力、交付具体成果的“数字员工”，甚至在权威测试GAIA中超越了GPT－4 Turbo。这种将复杂指令转化为实际操作步骤的能力，标志着AI从“生成”迈向了“行动”。Meta将嵌入数十亿用户的社交生态，将“会说话的AI”升级为“会做事的AI”，这实质上是对下一代智能入口的争夺。

全球化不再是单向的奔赴，对Manus交易的审查，标志着技术无国界，但创新成果的转移必须有规则、有对等、有清晰的权属界定。中国要问的是：这项能力，是否本就属于中国的技术资产。审查将聚焦三个核心层面：数据出境、技术出口与资本出境。其中，技术出口管制是此次审查的关键与难点。

第一个是数据出境风险较低。Manus自开始并未开放中国用户注册，服务器位于海外，面向全球用户提供服务，还需特殊方式才能访问。此外，未自主开发和训练大模型，如果是自研则必然需要使用国内互联网数，而它实际采用的是调用海外主流大模型的方式，因此在数据层面风险较低。

第二个技术出口面临严格审视。中国对技术出口分为三个级别：一是禁止出口类，如稀土等；二是限制出口类，需经国家审批方可对外提供；三是自由出口类。根据《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规定，语音识别、交互决策、个性化信息推荐服务、基于数据分析的精准任务调度等技术均被列入限制出口范畴。Manus的核心竞争力并非其所调用的大模型，而正在于其理解复杂指令、进行任务规划与动态调度的“翻译”与“整合”能力。其任务规划、多模型协同调度、虚拟沙盒环境等工程化架构，虽非底层大模型，却是实现AI稳定执行的关键“操作系统”。这些技术极易落入“限制出口”的模糊地带。其核心技术如用户偏好建模、多模型协同调度等，已被纳入监管范畴。涉及“个性化信息推送”“高阶信息处理”的技术属于限制出口范畴。即便公司注册于新加坡，只要技术源于境内且未经许可转移，就可能构成非法技术出境。

审查的核心在于技术源头。会有人认为Manus是国外主体，技术也归属海外公司。但这正是本次审查的重点所在：关键在于Manus的核心算法诞生于北京蝴蝶效应科技有限公司，团队由中国籍工程师主导。尽管公司后期迁至新加坡，但技术形成地在中国境内。意味着最核心、最底层的代码是在中国境内编写完成的，因此会被认定为技术源于中国。即便后续搬迁至新加坡，中国仍拥有长臂管辖权。

监管部门通常会深入调查：创始团队在迁往新加坡前是否使用了国内测试数据？早期在北京的研发环境是否连接过国内网络接口？尽管最终可能并无实质性违规，但整个过程将非常繁琐。即使代码后来在新加坡重新编写，只要底层逻辑架构保持延续，依然会被视为中国技术的延伸。正常情况下，审查程序需要逐一判断哪些代码在中国境内产生，是否存在非法技术转移行为，因此这一环节极易触碰合规红线。若确认违规，处罚金额可达违法所得的五至十倍，具体视情节而定。且此类审查涉及问题复杂，涉及复杂的取证，耗时漫长。

这也意味着，只要核心技术被认定在中国境内形成，其后续向境外的转移就可能构成受管辖的技术出口行为，需经审批。中国监管不再只看注册地，而是穿透到研发地、人才背景与技术路径。这种“实质重于形式”的审查逻辑，已在TikTok算法争议、英伟达人才聘用等事件中逐步成型。参考美国版TikTok的相关诉讼案例，其中就涉及“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是否属于限制出口技术的问题，最终结果是未被允许出境。由此可见，中国对于中国背景实体向境外授权此类技术的监管极为严格。如今，它系统性地落在了一笔AI并购案上。

第三点资本出境路径相对合规。前期投资方均为境内资本，例如腾讯、正格基金等。其通过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进行外汇管理局37号文登记通过回购退出或平移至美元基金架构等成熟方式实现架构重组与退出，因为这些机构处理跨境投资经验丰富，操作流程成熟。且后期引入了Benchmark等国际顶级风投，在资本运作层面已具备较高的合规基础。

因此，此次审查的焦点高度集中在技术资产的归属与出境合法性上。它不仅是单一交易的合规流程，更体现了在全球AI竞争白热化背景下，各国对关键技术资产流动日益收紧的监管态势。审查结果将直接影响这笔旨在定义下一代AI形态的交易能否最终落定。

留住下一个Manus：中国需要怎样的创新生态？

市场环境是一个宏观概念，包括资本环境、创业生态、竞争格局等多个维度。Agent本质上是企业服务工具，仍归属于企业服务（B端）领域。一个尖锐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中国科技产业的天空：为何我们能孕育出微信、抖音这样风靡全球的消费级C端巨头，却始终未能诞生如Salesforce、Snowflake般市值千亿美元的企业级服务王者？

根本症结在于一场“历史性的跳跃”所引发的产业断层。中美互联网产业走过了截然不同的进化路径。美国经历了从单机软件到网页SaaS，再到移动应用的漫长阶梯式演进，其间超过二十年的沉淀，让企业和员工深度培养了基于PC的、流程化与表单化的重度办公习惯。而中国的故事则是“跳跃式”的：当多数中小企业在2000年代初尚未普及电脑时，2010年移动互联网的爆发，让无数人的第一台联网设备直接跳过了PC，变成了手机。

这导致了一个关键结果：中国企业跳过了将核心业务流程系统化“上网”的阶段。风口接踵而至，从O2O到短视频，一切发展得太快。沟通（尤其是微信）成为了业务本身，取代了严谨的工作流。因此，中国的企服产品往往被迫长成“钉钉”、“飞书”这样以沟通协同为核心的模样，而非纯粹聚焦于任务与流程管理的工具。

付费习惯的鸿沟，由此天然而生。 PC端的精髓在于复杂交互与高密度信息处理，这是提升深层生产力的基础，AI Agent的逻辑也在于此。然而，当国内SaaS企业投入数百万研发出一款提效工具时，客户往往只愿支付每月数百元的费用，甚至认为加入AI功能后应该更便宜。反之，被SaaS模式教育了二十年的欧美市场，深刻理解工作流的价值。因此，当Manus这类能自动执行复杂工作流的产品出现时，他们感到的是震撼，并愿意为其支付每月数十甚至上百美元的高额费用。这使得瞄准全球市场，成为许多中国AI创业公司生存的必然选择。

资本环境的挑战同样严峻。尽管资金充沛，但AI领域的后期大额融资，越来越依赖于大厂战投或国家基金，民间资本往往止步于A轮。对于大厂而言，投资潜在竞争对手并非首选，更常见的策略是少量支持或直接“挖走”核心团队进行内部复制。而国资背景的资金则更倾向于投向芯片、新能源等“硬科技”领域，对于大模型、Agent这类技术迭代快、风险高的方向，往往持审慎态度。

国际现实更为复杂。随着美国对华AI投资禁令生效，类似Manus的创业公司B轮后的融资通道可能中断。同时，国内获取高端算力芯片受限，而新加坡等地却能提供自由的采购通道、便利的美元融资与国际化人才池。因此，出海或迁移总部，常常不是主动放弃，而是在全球化夹缝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结构性突围。

中国拥有最完备的产业链和最勤奋的创业者，但若想孕育并留住下一个千亿级的科技巨头，我们必须回答：如何打造一个能让野心匹配能力、让长期主义战胜短期套利、规则清晰且资源可及的真正创新土壤？

当前的审查风波，正折射出全球AI竞争的范式转变进入新阶段：战场正从算力与模型转向工程化落地与生态掌控。当下AI领域的竞争前所未有，比历史上任何产业都更加激烈、严峻。Manus年化收入1．25亿美元，处理超147万亿tokens，证明其架构已通过市场验证。Meta选择收购而非自研，正因为工程化AI Agent壁垒，在于持续迭代的实战系统。

中国监管意图清晰：建立一套覆盖数据、算法、人才与成果的全链条治理体系，确保源于中国土壤的关键技术能力在跨境流动中透明、合法、可控。这并非意味着封闭，而是在构建对等的规则话语权。当美国以安全为由限制对华技术投资时，中国也正在运用法律工具进行对等审视。最终的目标，不是阻止优秀公司全球化，而是通过构建一个规则清晰、资源可及、尊重创新的本土生态，让下一个“Manus”能够扎根、绽放，并有选择地走向世界。